杜家父母和三人组

的念头，我们通讯和技术单位就十个人，八个人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。今天早上上班前我遇到詹指挥，他问我你怎么样……回来我就把你调回前线机甲作战单位了，想说由我看着你算了，结果呢？我们所有人的精神体都被你的精神体喊了出来，跟开动物园似的！你们！笑什么？！很好笑吗！”

    所有人的精神都被搞得不正常了。我也不正常。我十分罪疚，我连为自己辩解的余地都没有——这么多年，包括读军校，我学会的一招就是，既然管不了阿波，那就不要把阿波放出来。我一直都是孤军作战，不靠精神体。

    这次复训，詹立枢明确要我放出阿波，要我学会“管理我的精神体”。我一直戴着精神体同步调节器，但我还是很难和阿波达成一致。整个帝星估计找不出第二只那么不听话的精神体了吧。

    梁飞扬怎么都想不通，他说：“你又不是向导，你是哨兵啊，哨兵哪来这么难搞的精神体？带BUFF的精神体我倒也见过，但只能影响精神体主人一个人。”

    我双手示意梁飞扬冷静，“是我的问题。我知道我们队里的哨兵和向导都受到影响了，但詹指挥的意思是让我们都要适应这个配置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凭什么适应你？”梁飞扬终于问出这个核心问题。

    我能说吗？我不能说啊。

    飞船失事已经是几周前的事，民众关心了几天，但随着舆论的转移，从一个热点转到下一个热点，现在飞船事故的调查已经没有多少人在盯。我和詹立枢当然关心，詹立枢能从他母亲那儿拿到些线索，但叶璞也很克制，不会以权谋私，影响调查方向。

    詹立枢和我复盘了记忆回溯的线索。他比对了精神体同步调节器的数据，提出一个假设——“我认为阿波的增幅和生物计算机污染影响哨兵向导的精神体